本文由高仿字画网www.gfzihua.com 发布！  2017年5月25日

    哲学，中、西方的大哲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概念：哲学是一切学问的总和，母仪天地万物、六道众生。
唯心的或唯物的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决不会有分别和歧异，因为东、西大哲们所思考的对象，自上古以降不会离开这一根本。
哲学是一种抽象，具体而微的一切存在是具象，抽象永远凌驾于具象之上，东、西方莫不皆然。
在西方，哲学简称为形上之学，而在东方则简称为道。形而上的对象是一切存在，“道”的对象，也是无所不在的“器”。
在东方，经验和感悟是哲思之源。在西方，实验和逻辑，则是哲思之本，东方构成哲思整体的运用的是归纳法，而西方构成哲理大厦的是演绎法。
它们在完全不同的方法上走自身之路，东方的“天人合一”，往往本体论（宇宙的根本哲理）和方法论（达致根本哲理之道）在至高之境“合而为一”；西方则天人二分，研究主体（哲人）和研究客体（宇宙万有）不允许参杂和混淆，所以“本体论”和“方法论”相距宛如星辰和天文望远镜，看得愈远，则望远镜之功能愈大。
这是东、西方哲学史的迥然相异的图景。
东方哲学的早熟，缘于哲人的思考一开始便从大处着手，而西方哲人的追逐却力图证明具体而微的存在。东方大哲思考着至大至博的宇宙混沌性，西方大哲思考着极精极微的“确然性”。东方哲人思考甲和乙两件平常物件到“生”与“死”的最大问题，它们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齐一”是庄子的天才语境；而西方哲人首先讲究的是语法和修辞学，目标直指“确然性”的“此”与“确然性”的“彼”，“是什么”三个字锁住了哲人的翅膀，而不能如庄子一般逍遥游。这种哲思之果，使东方哲理圆融而无漏，而西方哲学则永远如西西弗斯（古希腊神话）将石头一步步背到山顶，掉下来之后，再来一遍，往复苦行，永无止境，其精神虽感人，而研究方法则在中国以为是“间间小智”，中国以为苍天所有的，是无远弗届的“闲闲大智”，搬石头永远无法达到终点，可是东方哲人们的心智却渐渐地接近它。
爱因斯坦说，对于宇宙的微末部分，我也只是紧紧地追随而已。苍天是没有过错的，东、西方的哲人都作如是观（爱因斯坦讲，上帝不会随便扔色子；中国哲人再清楚不过地称宇宙为“自然”，那是“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那不是神，或如西方的上帝，自在，言其恰到好处，无瑕无疵；已然，言其亘古已在，没有开始和终点。）
西方重视的“是什么”，东方重视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西方哲思的“确然性”到一定的时节会捉襟见衬，而东方的“非确定然”，却使东方的哲人游刃有余，立于宇宙的中心，即所谓“道中枢”。“齐物论”不只是二千三百年前是至理名篇，二千三百年后也将是不朽哲思。
西方终于出现了聪明人，十九世纪末尼采对“确然性”提出疑问，以为应当超越“非此即彼”而探求“亦此亦彼”。以尼采的天才，他不会抄袭庄子的学说，只是比庄子晚了二千二百年。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本质属性（是什么的‘确然性’）”向现象（纷陈的混沌，“亦此亦彼”）的还原。受胡塞尔影响甚深的海德格尔更提出：“纯粹的存在（是东方所称之‘道’ 或‘自然’）是超越任何确定之属性的”，这是对西方往昔只重“确然性”的当头棒喝。
早于他们的十八世纪末，作为理性主义集大成者康德，已天才地以为自在之物（即无“确然性”）不可知。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是检验往昔一切认知本身的“确然性”，于是他有三批判书问世：《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至十九世纪末尼采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诞生。
以上我们大体上有了东方的哲学自信。最本体的“宇”和“宙”，东、西方的大哲如何想？中国最晚在2300年前庄子的‘齐物论’、‘知北游’、‘让王’、‘列御寇’四篇文章中提到“宇”和“宙”，庄子教导人们不要迷惑于“宇宙”，而要立于宇宙之中枢。在无起无止的时间——“宙”和无边无际的空间——“宇”之前，庄子是何等的潇洒。二千一百年后的康德才发现这种无限性，他说“……但诸现象却不可能由它们之外的一个空的空间来限制。”这一点也适用于时间。承认了所有这一切，无可争议的仍然是，如果人们要假定无论是时间上的世界边界，他就必须假定世界之外的空的空间和世界之前的空的时间这样两个怪物。二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对时、空早用一个“空”（此处之“空”指无存在，非指“空间”）字陈明，那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天才论断。释迦牟尼不以为这是两个怪物，而是根本无物。
古典西方的哲人致命的弱点，是他们不知道物质和精神的转换，不知道以“未然性”（非确然性）为本的东方本体论所要把握的，恰恰是西方所遗忘的精神势态，这种精神势态正是物质和精神转换的胜果。在这时我们才知道“本体论”和“方法论”合而为一对宇宙而言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存在状态。法国哲学家裴程先生有云：“以把握道之未然性为目的中国本体论就是方法论。恰如范曾先生所说：‘阴阳二元论是中国古典哲学之杰出方法论和本体论。’在这里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合而为一的”。（见裴程著《言不言之美》）
阴阳二元说略述：
中国在夏代或更早的传说时代——伏犧氏时，便演画太极与八卦图，这是中国人极高的智慧，直到今天量子力学的时代，宇宙阴阳二元说仍是毋庸置疑的人类大智慧。
中国画是哲学的、诗性的、书法的，这九个字是本人所创，可以说是至今对“中国画”最简赅而明晰的概括。
上面谈到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大家十分清楚它是人类智慧最早呱呱落地的大婴孩，又是最早成熟的强健纯洁的东方思想巨人，“高山固俯，圣者当然”，今天它已以其精妙无漏的思维影响着世界哲学史的进程，据我所知，全世界所印的《道德经》数量仅次于《圣经》，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荣。
中国的绘画，当然我所指的当然是第一等人所作的第一等画，渗透了中国哲学的光芒。首先讲画家，他们深信不疑中国的哲学乃是中国绘画之母，相信“天人合一”是中国画家通向艺术圣殿的不二法门。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明人走向“天”的四步，庄子则更干脆称人的心便是“天门”，在这里人与天交汇一体，人即天，天即人。北宋程颢和程颐《二程书》讲：“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明代大哲王阳明更讲：“心外无物”、“心外无天”。艺术家不仅仅是“自然之子”，艺术家与自然一体，合而为一。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如慧能讲，幡动，风动与心动，当此之时，心与天合一。）“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不是西方的重“是什么”的确然性，而是一种天人交融的“精神势态”。）因此，柏拉图的摹品论（万有为永恒理念之摹品，艺术则是摹品之摹品，能如此，艺术家在西方被尊为“自然之子”，果有笨伯又临摹大师之创制，则被讽为“自然之孙”）在中国的天人合一说前，立见其陋。
人类的智慧不是机器人可替代的。于中国之画、中国之诗、中国之书法尤其如此。姚期智先生曾告诉我，电脑的迅猛发展，已能创作出贝多芬、勃拉姆斯、巴赫的交响乐，使音乐家们不寒而栗。唯于中国画，姚期智先生以为是不可能造出一个能画中国画的机器人的，因为中国画家在生宣上的哲思、诗兴和书韵是瞬间万变的。正如释迦所云：“一念之中有九十九刹那”，你能想象一个机器人用它那机械化的手能如我一样画出托尔斯泰眼神中的沉郁和忧思吗？能画出我笔下的尼采瞬息的不可捉摸的神经质（其实是大智慧）吗？梦想！
聂卫平被机器人打败，灰头土脸地回来了，不似十五年前打败六个日本九段棋手回来那么风光。我以为他出国前应请我为之参谋，要打败机器人棋手绝非难事。只要聂卫平第一个棋子放在棋盘之中心——天元，机器人就发抖了，因为在他记忆中的千、万盘高手对弈棋谱从不曾见过如此剑走偏锋。在不合章法出棋（譬如棋抨每一角一颗）当机器人乱了手足之时，则以聂卫平之智，立刻催枯拉朽，把机器人打得溃不成军。这决不是讲的笑话。
中国画是“诗性的”、“书法的”和“哲学的”密不可分。
举诗例两则：
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不只机器人作不出，世界上所有不用汉语的5999种语言也无法作出。
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康熙字典》四万八千字，叫机械人以最快速度排列组合之，永远出不了这意境。
至于书法与自然的关系，这得待我有另文论述，有时间可以先读一下我的“书道法自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