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高仿字画网www.gfzihua.com 发布！    2016年11月23日

    从来天意高难问，自古民心不易知。（唐.李白）

人类虽然是高级生物，却摆脱不了低级动物的秉性，常常只看见眼前的那口食饵，察觉不到身边的危险和别人挖的坑。所谓的社会与生态，即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弱肉强食的世界。

尤其那些自诩为艺术家的人，太天真、太幼稚、太可悲、太可叹……，他们老子天下第一、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是公主的心、丫头的命，时刻被人玩弄掌股之中而已。

由此，艺术家的生涯往往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浑然不知所终、命苦不能怪政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老上海美专的师生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他们如愿以偿，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美专被要求迁离上海到无锡，改名为华东艺专，又迁至南京。画家刘海栗依然挂名校长，其实没有啥实权。

树倒猢狲散，师生员工一些人去了浙江美院、一些人去了南京。刘海粟心里不服，又不敢吱声、只好憋着，长期住在上海，很少去南京视事。

留在上海还有一些美专的遗老遗少。如张聿光，美专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第二任校长；朱屺瞻，曾就读于美专、后担任过教授及函授部主任；张守成，美专的学生；还有贺天健、谢稚柳、唐云……等人。

他们没有公职，整日游手好闲、无事生非。文化局觉得这也不是事儿，便组织了政治学习班，主要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画家们不仅提高了思想觉悟，还认真创作了一批新国画，刘海粟在上海美术馆也举办了个人作品展览。

几年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有钱人财产被充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画市场日渐凋零，画家们坐吃山空、收入锐减；生活困难、饔飡不继。有的人还被卷入了政治运动之中，如朱屺瞻，书画房产变卖殆尽，全家老小住在一间“过街楼”里。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目睹画家们的困境，不断地向周恩来总理反映，说：“共产党还要不要中国画？”周恩来非常重视，及时报告了最高层。毛泽东启发性地反问：“难道有共产党员不要中国画的吗？”

1956年，周恩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案，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发给工资、吃公家饭。消息传到上海，画家们人心大振、拍手称快。

同年7月，组成了上海国画院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为赖少其。委员有：唐云、潘天寿、王个簃、谢稚柳、刘海粟、伍蠡甫、吴湖帆、傅抱石、贺天健、陈秋草、白蕉、汪东、沈尹默。大家经过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最后决定入院的画师为69人，取六六大顺、天长地久之意。

1960年6月，上海国画院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陈毅市长亲笔为画院题名。画院的所在地汾阳路150号，是一幢带有花园的三层白色洋楼，曾经是著名桂系将领、“小诸葛”白崇禧的公馆。从北边大门进去，沿环形大理石楼梯拾阶而上，二层有东、中、西三个厅，三层则是院长室和大创作间。窗外翠竹桃李、树影婆娑。

那么，上海国画院1956年已开始筹备，为何至1960年才宣布正式成立呢？原来，其中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反右派”运动。

兵马未动、内哄先起。

所谓的“檀香扇事件”，是由老上海美专学生张守成所引起的。

1953年，市文化局联系上海和苏州的土产公司，提供折扇给画家们画扇面，以帮助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画家们分为几个小组，由张守成负责联系，他的职责包括取货、交货和领取分发工资等。

由于苏州土产公司先后三次降低了价格，导致画家们收入过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意见越来越大。有一个好事的记者，采访张守成后，写了篇《九月寒衣未剪裁》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

画家们的境遇，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迫于舆论压力，苏州土产公司提高了画价。由于此事涉及到文化局的声誉，张守成见势不妙，急忙调入画院的筹委会当个秘书，企图逃离是非、溜之大吉。

1956年代桐庐写生：朱屺瞻、王个移、张守成、孙雪泥、朱梅邨途中杭州华侨饭店

1966年淮海路上画院画的毛主席像

1960年唐云在久新搪瓷厂指导设计画稿

1962年丰子恺、贺天健、林风眠、张充仁、颜文梁、张乐平观摩交流画作

60年代画院会议

1957年，晴空一声霹雷，《文汇报》刊登了一整版名为《檀香扇风波》的文章，并配有插图“缚在战车上的张守成”，猖狂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云云。狗咬狗、一嘴毛。自此，画院筹委会及上海美术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当年10月，刘海粟被喊到南京，五省文联委员召开了“揭发批判**反社会主义老牌右派分子刘海粟大会”（小尼玛，这标语也长了点吧？）。他的主要罪名是：反对艺专西迁、污蔑党的领导不懂业务、攻击党的美术功绩、反对学习苏联、充当汉奸……等达20条之多。

当场宣布对他隔离审查，撤销华东艺专校长的职务，教授由一级降为四级，戴上“右派”的帽子。随后，上海国画院的张守成、吴湖帆、贺天健、陆俨少、白蕉、马公愚、陈秋草……等也被划为“右派”。

好不容易捱到“反右”运动结束，没消停几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临了。画院的一切业务工作被停止，开始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

刘海粟家里被抄了24次，所有物品洗劫一空，他被判为反革命分子，获刑25年；吴湖帆中风住院，被红卫兵赶出医院，到家后便死了；钱瘦铁接受批斗后回家，心脏病发作去世；左玉清跳楼自杀；陈小翠吸煤气自尽……。

有些画家安然渡过了“文革”，如朱屺瞻、唐云等人，靠得是一身过硬的功夫。

张聿光挂在嘴上的话是：“我最幸福的时代是在解放后”，“艺术道路是无止境的，我还在摸索。党给了我们这样优越的条件，就怕自己不争气”。然并卵，也死于文革之中。

1980年代上海中国画院召开大会

1980年代画师在画院观摩

1981 陆俨少 沈迈士 张守成等下码头体验生活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1977年文革结束，上海国画院获得了新生，老上海美专的画家们也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1979年，刘海粟被任命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朱屺瞻应邀赴京为人民大会堂作《红梅图》，99岁时还光荣地入了党。

1981年，张守成利用探亲的机会定居美国，这回是真的溜之大吉。象出笼的小鸟，一去再不复返了。

至此，老上海美专的画家剩下也不多了。

正是：迷离一片忆旧痕，是非曲直总成文；说是右来却是左，痛饮离骚酒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