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高仿字画网www.gfzihua.com 发布！    2016年8月21日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宋朝第八位皇帝。据载，元代脱脱撰《宋史·徽宗纪》时，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本文不谈赵佶的昏庸之举，仅从《芙蓉锦鸡图》画作论其艺术思想与艺术性格。

依据赵佶在《芙蓉锦鸡图》上的书款“宣和殿御制并书”，可以确定此画完成或御题于大观、政和、重和的十年间（宣和殿名1108～1118）。此后，该画均为明、清皇室之宝，收藏有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画为工笔花鸟，绢本设色，纵81.5厘米，横53.6厘米。欣赏全画，设色艳丽秀雅，绘有芙蓉及菊花，芙蓉枝头微微下垂，枝上停着一只五彩的锦鸡，扭首顾望花丛上飞舞的双蝶，画面极富真实感，生动地描绘了锦鸡的停歇动态。从全画的气韵与构图而言，全画不仅有封有逸，而且独有“工画而无师，惟写生物”的写实之美。正如美国学者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评价此画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同时，这幅画也突出了赵佶所强调的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的艺术主张。

首先，我们先从他的书法特征谈起。赵佶喜欢鹤，也常画鹤，他汲取楷书特征，以“鹤韵”为形态，揉合各家所长，独出新意的创造出极端主义的“瘦金体”。此体运笔飘逸快捷，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以书体的形象论，本体应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对御书的尊重而已。今天，我们所见赵佶御笔，或御题的存世画作中，多以“瘦金体”题诗、款识、签押，并与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种诗、书、画、印的构局，逐渐成为元、明以后画院流派与文人画垄断画坛的传统特征。

全揽《芙蓉锦鸡图》，芙蓉与菊花盛开，说明此画描绘的是秋景。在画的右上部，赵佶以“瘦金体”题诗：“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诗中的“鸡”为“德禽”之化身，故有“五德”之寓。西汉韩婴《韩诗外传》曰：“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时不失者信也。”归纳为文、武、勇、仁、信“五德”。虽然，儒家的全部精髓为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准则，但影响广泛的还是“五德”。以此为据，此画是赵佶借“锦鸡”的五种自然天性，宣扬人的五种道德品性，颂扬他与他的时代具有儒家精髓的伦理品德。同时，诗句中也表露出赵佶对安逸高贵之品德的称道。故而，此画超越了怡情悦性之事，蕴含着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一点，我们从该画上的“万历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藏印，可鉴此画为宋代以后的历代皇室所藏，其艺术价值均以“五德”为宝却也入情入理。

引经据古，古人谓芙蓉二妙：美在照水，德在拒霜。这与赵佶题诗“秋劲拒霜盛”表意相同。古人爱菊，特别是文人爱菊又赋予了菊的高尚，隐逸了人格的象征。所以，芙蓉、菊、锦鸡都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造型中的重要题材。按儒家“瑞应”之说，锦鸡的出现是“圣王”出世的象征。所谓“瑞应”，古代以为帝王修德，时世清平，天就降祥瑞以应之，谓之瑞应。为此，从此画的题材和题诗可见，身为帝王的赵佶酷嗜书画艺术，其意颇有表白自己为“五德”具备的明君之意，其趣又包含了自己对诗词、书画的浓厚兴趣，更表现出他在诗、书、画、印领域的非凡天赋。

从《芙蓉锦鸡图》的构图与技巧上论，画者绘制这幅画，他在精准地把握所绘“锦鸡”的停歇动态，同时又将花、鸟、蝶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空间分割自然天成，构成了富有生活情趣的意境。细品《芙蓉锦鸡图》，画面各种景物的布局宾主分明，疏密有致，造型精致，设色浓丽，晕染细腻，体现出皇家的雍容富贵气派。虽然，在宋代花鸟画中，世俗化与平民化特征贯穿了整个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锦鸡、芙蓉、菊、蝴蝶均为华丽的绘画表现题材，但此画的构图却不同于一般的装饰趣，而是将“成教化，助人伦”的画理隐喻在怡情悦性的画面之中。为此，赏析此画，画者的双勾笔力挺拔、赋色韵秀，线条工细平静；细品此画，画者在渲染设色上清艳脱俗、细致入微，画面传神有灵。尤其在描绘锦鸡姿态、花鸟、飞蝶，皆精工而不刻板，达到了工笔画中难以企及的形神兼备、富有逸韵的境界。

不可回避，《芙蓉锦鸡图》也被疑为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因赵佶在此画的右下，书款“宣和殿御制并书”款书“天下一人”，所以后人多视为赵佶所画。事实上，身为皇帝的赵佶与历代好文的帝王同有一个癖好，就是爱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后人把这种画叫“御题画”。由于赵佶擅长绘画，献画给他御览者又不乏其数，所以《芙蓉锦鸡图》被疑也在情理之中。至今，唯有《四禽图》卷（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柳鸦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被认定是赵佶的原作，而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铅华不御，具有随性自然之趣。由此推论，赵佶要求画院画家应该工精细丽，但他本人的创作风格并非十分细致，而是偏于粗犷的水墨表现。所以，在他传世作品中，即使有他的签押、真印，但都为画工精细之作，乃是画院作品居多。

当然，从《芙蓉锦鸡图》的用笔之精，双勾设色之细，构图画景之妙，均足以代表北宋宣和“院体”画的水平。至此，甄别此画是不是赵佶的真迹，已经并不重要。问题是，赵佶为什么要求画院画家应该工精细丽，艺术思想趋于雍容尔雅，而自己却以笔抒情？唯一的解释，就是画院画家既要迎合上意，又要作画精丽不苟，只有在作品中赋予富丽柔媚的趣味，才能凸显皇家贵族美术的特色。这种传承意味深长，至今依旧焕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趣味。

史无完人，赵佶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造诣上却是睿智全能，特别在绘画方面建树颇丰。诸如宋人邓椿在《画继》中评价：“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由于赵佶特殊的皇帝身份，非凡的艺术天赋使他在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种皇帝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无人能及。正如宋人董逌在《广川画跋》中题宋徽宗画翎毛：“圣人以神运化，与天地同巧，寓物赋形，随意以得。”当然，邓椿和董逌都与赵佶为同时代人，两人皆为宋代官宦世家，评价徽宗赵佶多少也免不了阿谀奉承。

假如赵佶不做皇帝，而是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又将怎样？为此悖论，要不是赵佶做了皇帝，他所创造出的“瘦金体”也不会被后世推崇，他的艺术天赋也不会被发挥的淋漓尽致。正因赵佶是皇帝，他的艺术主张才被发扬光大，艺术思想让时人尊拜的五体投地，后世推崇备至。

由于赵佶酷嗜书画艺术，特别偏爱能书会画之人，所以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北宋立国之初，沿袭前朝设翰林图画院，授能书会画者官衔，享俸禄。赵佶即位后，他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最为乐道的就是做个“图画院院长”。为了笼络人才，他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考画”选拔考生，情形类似今天的艺考。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生长，诗、书、画、印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除此，赵佶又是一个酷爱花鸟画的帝王，仅《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多达2786件，占全部藏品的44%之多，可见其偏爱之深。除此之外，赵佶还特别尊信道教，事倍功半的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常请道士看相算命。此等为君主政，深刻地暴露出他在政治上怯懦无能，却在主导文化艺术，信奉成仙得道，粉饰太平的能力上如鱼得水。

不可否认，赵佶的艺术天赋非凡，他喜欢书法自创“瘦金体”，他酷爱花鸟画自成“院体”。值得综述的是，赵佶绘制或御题《芙蓉锦鸡图》的思想立意是什么？如果说，此画是他亲自所绘，那么画中款书“天下一人”顺理成章，题诗“已知全五德”就是表明他对“安逸胜凫鹥”的生活追捧；如果说，此画是他的“御题画”，那么款书“天下一人”就有掠人之美之嫌，沽名钓誉的宣扬“五德”教化臣民。因为，赵佶首先是皇帝，其次才是艺术家，特殊身份不可能让他的艺术活动脱离宣教需要。所以，冠冕堂皇的盗名窃誉的宣扬“五德”是他的主业，绘画的怡情悦性之事只是参半其中。由此推论，《芙蓉锦鸡图》只是赵佶的“御题画”无疑。

综述《芙蓉锦鸡图》的思想立意，这是中国花鸟画家借画花鸟所要表述的寓意，是人格化的象征性表达，以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比喻人的社会属性。纵横赵佶的得意与失意，其表现在他被俘前自称道君皇帝，狂妄自大的四处款书“天下一人”。相反，在他被俘后面对耻辱却又不忘和他女人们生孩子。据载，赵佶共生子女80人，其中19人生于被俘后，而且有5个孩子则是金人的种。如此荒唐与真实，可见赵佶在位时，他借“锦鸡”的“五德”宣扬人的品德，以此表明自己为修道之君。这是赵佶怡情悦性之外的皇帝思维，也是他的艺术性格契合了皇权的艺术思想，其艺术活动完全与怡情悦性的艺术情趣无干。

俗话说：皇帝是假，福气是真。简单梳理一下赵佶的人生福气，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释。赵佶生活在一个书画全盛，名家辈出的北宋时代。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变革后，军人逐渐失去了左右政局的力量，文官政治被确立为统治国家的最高原则。为此，文官政治主导了宋代的文化面貌，培养了宋代没有不爱书画的皇帝，官场附庸风雅与讲求艺术之气蔚然成风。在此背景下，因宋哲宗赵煦驾崩时无子，所以只能在五个亲弟中选择新皇帝。最终，赵佶以能诗、能书、能画、有天资、有举荐、会讨好等优势即位。

喜剧与悲剧的是，赵佶18岁即位，43岁被俘，在位25年，被囚禁9年后病死。谁又能想象，在他人生最风光的年龄段，身为一个极富艺术天赋的君主，整天呆在政治圈子里尔虞我诈，酷嗜艺术的情绪冲动不可能代替政治理想。如果说，赵佶做皇帝是入错了行，那么他为什么要讨好向皇后，最后向皇后力排宰相章惇之议，拥立赵佶为帝？不难理解，赵佶对皇权的欲望还是高于他对艺术的追求。这就是艺术最终还是服务于权利的主次关系，赵佶谙熟此道。

实际上，赵佶即位后又是一个多变善变的皇帝，他在位25年间换了6个年号（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什么是皇帝的年号？就是政治口号。由此可见，赵佶做事决断不喜欢重复，缺乏坚定的目标意志，这是普遍的艺术家性格。在他的书画作品中，我们见到了他对景物的观察细致力，极端主义的瘦金体，理想主义的花鸟画，这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艺术家性格，在其作品中表现淋漓尽致。这种性格导致他在重用大臣时，严重缺乏政治考量，敏感国事又多疑手下，他草押书“天下一人”即显示皇权又妄自尊大。因此，赵佶即便堂而皇之的做了皇帝，他也只是一个维持会长的角色，无力左右北宋王朝的命运。

还原一个真实的赵佶，是他的政治理想不切实际，并非是他贪色好玩。因为艺术家的情绪冲动不可能实现理想政治，所以被俘后的赵佶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也许，让赵佶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受尽精神折磨死后，又有多少人用墙倒众人推的史学逻辑夸大了他的昏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