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水墨画来说，笔墨是无可替代的语言，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符号性凝聚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气质和意味，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个性和精微绝妙之处，是其他任何艺术无法比拟的。水墨画不是“无国界、无民族、无纵向传承和横向联系的纯材料艺术”，而是“积淀了中国文化与心理意识结构的特质”的艺术。如果从水墨画创作的当代性转变来看，在近30年的中国水墨画创作中有两个方面的探索值得注意。第一是新水墨。肇始于85新潮时期的新水墨在观念上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精髓，在形式上则迅速将多种流派演示了一遍，在这些探索中，实验水墨最具代表性。新水墨画家并没有将水墨语言的拓展仅限于抽象形态上，还延展到表现性的水墨、“观念水墨”甚至装置艺术上。表现主义水墨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方式，如滴洒、喷绘、涂刷甚至喷绘被运用在水墨画当中，利用图式造成画面效果的丰富和差异。有些表现性水墨画在题材、观念乃至风格上已经相当“国际化”了，比如“硬边”风格以及拼贴、拓印的作品。水墨形态在装置艺术上的运用，使水墨最终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实验水墨的实践一方面使前卫的水墨画家终于摆脱了困扰他们的“水墨”问题，也使他们远离了传统国画的核心精神。

　　作为对于西方风潮的一种反拨，与实验水墨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新文人画重拾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重新以诗、书、画、印作为绘画的核心内容。这种企图复兴传统精神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文化强势影响的抵抗。不过，从形态上来看，新文人画并没有超出传统绘画的规范，写意的笔墨语言，小品式的创作方式，闲适散淡的审美趣味都是从传统文人画而来，很难体现出“新”的含义。尽管如此，新文人画向传统的自觉回归以及对笔墨语言的肯定，在西方风潮甚嚣尘上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显示出一定的价值。客观地说，新文人画在笔墨语言上也是有所拓展的，只不过这种拓展仍是个人方式的微小探索，并没有走出更大的步伐。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当代画家对于水墨形式的拓展都很容易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高度成熟的笔墨程式难以逾越，而抛弃笔墨程式乃至传统精神的创新则往往失去了中国画的面目。那么，如何在水墨画创作中另辟蹊径，开创新局？我以为，引入汉唐艺术的浑雄博大的精神与语言风格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汉唐精神的产生正处在中国文化的强盛时期，汉唐艺术所独具的健康丰满与壮美浪漫，是中华民族失落已久的大美，也是一反文人画末流孱弱纤细的流弊，构建浑厚雄强艺术世界的良药。宋元文人画的兴起，只是将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精神无限扩张了，过于追求笔墨趣味，而忽略了中国画传统中“尽精微、致广大”的语言高度，以及雄强壮美审美趣味的一面。这是造成当代文人画难以走出宋元传统，寻找到新的语言和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