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高仿字画网 www.gfzihua.com 发布！  2017年7月30日

    中国画走向现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由写意变为写实。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还主要是反对封建思想对艺术桎梏的话，那么解放初期的“中国画改造”则是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新中国社会的需要，艺术的受众不能如过去一样仅仅是士大夫阶层，而应当是普通人民。用艺术作为思想启蒙的话语方式，普及民众教育，以提高国民对革命的认识；用艺术反映、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现代艺术家共同的指归。而要把绘画普及于大众，首先的问题就是要变贵族艺术为大众艺术。
    我国数千年来的绘画，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贵族艺术。这是因为创作主体大多是封建士大夫和官僚。宋元之后，随着文人画的出现，更强调文化、学养的作用，中国画的接受主体是士大夫和读书人。中国画由贵族艺术走向大众艺术，是从解放初期艺术为人民服务开始的。
    民众意识的产生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封建经济开始瓦解，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自身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与此相适应，19世纪70年代之后，在政治思想领域萌生了一种维新变法思潮（也称改良主义思潮），他们在政治上赞成开议院，“君民共主”，在军事上要求御外侮、图自强，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教育上主张设学校、育人才，一言以蔽之，他们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一方面拯救祖国的危亡，另一方面，还要把贫弱的中国变为富强的中国。强国首要的任务就是思想启蒙，在当时改良派的心目中，思想启蒙最有效的形式莫过于文学、艺术，这个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提出美术革命的。
　　解放以后，为了使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是用绘画反映现实生活，把绘画更广泛、更深入地普及于民众，使绘画能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接受群体的变化是艺术大众化的基点。读者群变了，作者的对象和态度也随之而变化。
　　与艺术为人民服务意识相适应，现代绘画在形式上沿着通俗化的走向前进。因为要想使绘画为大众所接受，必须要力求形式上的通俗化。这种通俗化就是写实性，那时徐悲鸿等所作的努力和探索是具有积极建设意义的。
　　中国画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走向包括内容和形式上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主要是倡导画家要描写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大众自身的感情世界和精神生活。这一点在解放之后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比如蒋兆和的《鸭绿江边》、石鲁的《转战陕北》、黄胄《洪荒风雪》、王盛烈《八女投江》等。题材的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是现代绘画，尤其是中国画在选材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果说，古代绘画的艺术形象，人物画主要是帝王将相、高士贤达，山水画主要是溪山流泉、山峦远岫，那么在现代绘画中，以反应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战争的题材为主。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物俱全，丰富多姿，使现代绘画洋溢着生活气息。
　　现代绘画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走向，在形式上的表现有它突出的特点：是形式与语言的大众化。所谓的大众化，主要指写实。写实画在现代有很大的发展，而在传统文人画观念中，写实被视为低级艺术，从苏轼“绘画于形似，借于儿童临”，到齐白石“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都是对写实的诋毁，认为写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但现代在徐悲鸿等人的宣传倡导下，写实被视为绘画之最上乘，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中成为影响最大、最受人民喜爱的艺术形似。题材的生活化、形式的多样化、语言的通俗化、受众的大众化，使写实画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艺术，形成写实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最繁盛的局面。
　　写实绘画这种繁荣局面的形成，除了社会因素外，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至上而下的“中国画改造”。1950年李苦禅因为只能画写意花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被调离教师队伍，当工人，每月只发12元工薪。因此，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毛泽东于1950年8月26日给时任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写信，并派田家英和王朝闻到李苦禅家了解情况，田家英说：“目前国家初建，正忙于结束战争和恢复生产，对文化事业还有一时顾不到的地方。我来时毛主席说了，您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见《李燕聊李苦禅》之19）。后李苦禅的教授才得以恢复，月工资顿时提升到62元。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中国画改造”的力度之大。
　　二是在美院教学的引导下，创作主体的职业化，培养了专门的写实创作队伍，加之大型展览、主题创作易于获奖，更刺激了写实画创作队伍的发展与壮大。
　　三是接受群体的扩大。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多，市民阶层日益扩大，他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是写实绘画。